最近，又曝出了一件性侵丑闻。
知名艺考机构校长杜英哲，被多名学生实名举报。
据当事人之一，北电学生施子怡所说。
杜英哲于2007 年开办 「影路站台」。
15年来，几乎每届都有学生称受到他的性骚扰。
还有一名17岁未成年女生因他辍学生育。
施子怡的举报博文中，已有 21 人参与指控。
人数之多，令人咋舌。
目前，杜英哲已经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侦办中。
相信警方很快会给大众一个结果。
与此同时，性侵话题又引起了大家热烈讨论。
有些人疑惑：为何这样的事情，竟然隐瞒了这么久。
也有人感到震惊：受害者就在身边，多年来居然都没有察觉。
如今，「遇到性侵立刻报警」，已经成为常识。
可在真实生活里，报警者其实并不多。
尤其当加害者是亲戚、老师等熟人时，更容易被掩盖多年。
她们为何选择沉默？
今天，鱼叔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让我们先来看几组数据。
2017年《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
近7成的受访者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国内另一项调查表明，被性骚扰的女性中，仅有2.3%告诉了家长或老师，7.8%选择报警。
来源：《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国外也同样如此。
根据日本政府2017年的数据，遭遇强奸的女性受害者中，只有4%主动报案。
美国最大反性暴力组织RAINN估计：
每1000件性侵案中，只有230件报告给了警察。
这意味着有四分之三的受害者，保持沉默。
如果加害者涉及到熟人，这个数字还会更低。
2004年，年仅14岁的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主演过一部电影《不再沉默》。
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遭受性侵的女孩，默默承受创伤的故事。
片中，女主小K刚初中毕业。
毕业派对上，她被一个帅气的男同学搭讪。
两人交谈甚欢，小K对她也颇有好感。
很快，男同学拉着她到了偏僻处，想要再进一步。
年纪尚小的小K一阵惊慌，拒绝了。
但男孩并没有停止。
反而死死捂住她的嘴，强行与她发生了关系。
惊魂未定的小K走回房间。
立刻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迅速赶到，将派对查了底朝天，同学们落荒而逃。
但，小K却始终没勇气告诉警察，自己被强奸了。
十几岁的少女尚且如此，更别说小女孩。
电影《不能说的游戏》，根据导演真实经历改编。
片中的小女孩奥黛特，刚满8岁。
她的爸爸有个好朋友，是个帅气的叔叔。
叔叔常来家里聚餐，也很喜欢和奥黛特玩耍。
一天，他突然闯进奥黛特的房间。
先是礼貌地称赞她画画非常好。
然后提出玩「洋娃娃」的游戏。
不过，游戏规则是奥黛特扮演「洋娃娃」，他扮演「女孩」。
由「女孩」给「娃娃」穿衣服，扎头发。
他还告诉奥黛特，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游戏。
绝对不可告诉其他人。
然后拉着奥黛特进了洗手间。
年幼懵懂的奥黛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再三上演。
奥黛特渐渐清楚自己是被性侵。
然而，她选择了忍受和躲避。
没告诉父母，更没有报警。
明明都是受害者，却一直保持沉默。
是无知，是懦弱，还是另有隐情？
美国曾有一项针对校园性侵案的研究。
其中分析了性侵受害者沉默的主要原因。
除了担心取证不足、对方报复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畏惧他人知情」。
这一方面源于身边人的忽视和冷漠。
电影《不再沉默》中，小K被侵犯后变得沉默寡言。
回校第一天清晨，她在嘴上画满了订书针似的竖条。
她想要将一切痛苦封存，决不能将秘密说出去。
妈妈推门看见她嘴上的图案。
却冷漠地翻了个白眼，以为这又是什么恶作剧。
9年的死党，也没有主动问她当初为什么报警。
而是直接将她贴上「背叛者」的标签，从此绝交。
其他同学也对她指指点点。
在餐厅里向她扔土豆泥，发出嘘声。
在她上台回答问题时，说她「叛徒」。
从此，小K成了学校里的被孤立者。
每个人都看到了小K的不正常，却刻意忽略。
秘密就像嗓子眼里的刺，越卡越紧，越卡越疼。
却只能忍着泪把血往肚里咽。
因为谁也看不见，或者谁也假装看不见。
除了刺骨的冷漠，还有他人异样的眼光。
熟人作案时，受害者为什么选择不说。
因为说出来很可能没人相信，甚至包括父母。
电影《不能说的游戏》中。
奥黛特在成年后，终于向父母袒露真相。
可母亲非但没有支持奥黛特，反而帮着大叔说话。
她甚至觉得，一切都是女儿的幻想。
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女孩自己的羞耻感。
这种羞耻感来源已久。
黑泽明著名电影《罗生门》中，武士妻子被强盗强暴。
在妻子的供词里，她说自己曾请求武士杀了自己。
明明是受害者，却不得不把自己包装成贞洁烈妇。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自己的「罪孽」。
这种「罪孽」感，在今天仍然存在。
性不可说，更不可做，肮脏且污秽。
少女们在「无性」的免疫环境中长大。
完全接受了社会教给她们的羞耻感，且真诚地实践着。
电影《不能说的游戏》中，奥黛特渐渐长大。
但由于小时候不堪的经历，她的性格极度扭曲。
酗酒、嗑药，刻意放纵自己。
性伴侣换了许多个，却始终无法建立亲密关系。
因为她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喜欢的人。
「我不会告诉他我小时候被性侵的遭遇，他肯定会被吓跑」
像奥黛特这样，在性侵后逐渐走向自我厌恶、自我毁灭的女孩并不在少数。
她们明明作为受害者，却不自觉地认为是自己犯了错，导致自我价值感降得极低。
继而自轻自贱，自我抛弃。
此外，这种羞耻感也来源于「完美受害者」的舆论要求。
性暴力研究者Inés Hercovich，在一场TED演讲中曾经这样说：
在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常常不得不「自证清白」。
最完美的受害者图像，最好是这样的——
一个衣着与行为都很保守的女性，不幸遭遇陌生人暴力强奸。
如果她们一旦有「道德」或「行为」上的瑕疵，就会被完全否定。
「她怎么能在晚上让男人载她回家？
为什么她不向路人求救？
为什么她不在事情糟糕时赶紧下车？」
最后只会以一个答案收场：她自找的。
对受害者来说，这种怀疑，甚至比性侵本身还要糟糕。
这意味着，她不仅肉体受到凌辱，精神上也会遭受「社会性死亡」。
于是，她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保持沉默。
还有一种情况更为糟糕：
受害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到了性侵。
尤其是在具有一定监护职能的熟人作案中，如家里的长辈、老师、教练等。
他们通常很容易得到未成年女孩的信任和崇拜，进而产生好感。
而年幼的女孩们，也往往容易将这种好感，误以为是一种特殊的爱。
从而不知不觉地落入性侵的陷阱。
鱼叔曾经介绍过电影《信笺故事》。
片中的女主，在13岁时曾遇到一个马场教练。
他以权威的身份作掩护，用欣赏、认可和独特的爱为包装，粉饰自己的恋童私欲。
女孩虽有疑虑，但出于信任和仰慕，对教练的诱骗浑然不知。
她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
但实际上，却是在一种精心的设计和引导之下，走入了陷阱。
在长大后很长时间，她都不认为自己曾是个性侵受害者。
甚至坚信那是一段世俗无法理解的爱情。
是自己与众不同，超越同龄人的成熟证明。
这样的陷阱，除了诱导，还有胁迫。
有些女孩或许一开始会表示犹豫或拒绝。
但在大人的花言巧语下，她们很容易顺从、屈服。
电影《不能说的游戏》里，奥黛特曾经说过「不」。
但被对方以各种方式洗脑：
「你让我很难过」
「你伤害了我的情感」
「来吧，时间不会很久的」
当成年后的奥黛特将他告上法庭时，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从未强迫她们
她们自己没有拒绝」
曾经，我们和受害者一样，都认为性侵比较像抢劫。
加害者应该是个胡子拉碴的暴力狂。
而不是一个说话柔和的漂亮男孩；
一个满口莎士比亚的老师；
一个生活美满的成功人士。
在这次北电艺考性侵丑闻中，被控诉的杜英哲也有这样的嫌疑。
在他的回复中，多次声明自己的问题只在于「重口味教学」争议。
也反复强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考生获得好成绩。
「天真单纯的考生在艺考中是没办法竞争过接触过成年人世界的考生的」
杜英哲的回复（部分）
这样的说辞，很容易让一些涉世未深的考生信以为真。
从而将一些性侵、性骚扰行为，理解成一种「特别的教学方式」。
将自己遭遇的一切不堪，默默承受。
「利用人性中恶的一面，让学生艺考成绩更好」
杜英哲的回复（部分）
杜英哲事件的爆发，起因是其徒弟北电导演系2020级本科生赵韦弦，被曝性骚扰。
不久之后，施子怡发文爆料，杜英哲15年来的多起性骚扰事件。
如今，经警方初步查明，赵韦弦涉嫌相关违法犯罪，已被刑事拘留。
而杜英哲在被调查后，也很快被刑事拘留。
显然，这说明警方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证据。
且让我们耐心等待最终的调查结果。
以艺术之名，行龌龊之事。
相信这样的恶行，必然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一次，鱼叔佩服那些勇敢站出来发声的受害者们。
也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包容。
让受害者们，永远不再沉默。
因为错的，从来都不是她们。
电影女孩杜英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