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7月，吴亦凡性丑闻曝光，全网封杀。现在已经一年了。在他沉默期间，关于他的谣言从未停止。不久前，“吴亦凡案”一审开庭。所有人都等着看这位前冠军被判入狱。
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没有后续报道。只是简单地揭露了吴亦凡犯罪的性质:“强奸，聚众淫乱”。也正是这几句话引发了网友的各种猜测，网络瞬间炸开了锅。既然是聚众淫乱，那肯定还有其他同伙。有传言说吴亦凡甩掉了很多明星。那些明星是谁？吴亦凡不仅侵犯暴露的女性，还应该有其他受害者？但这些问题应该没有答案。本案涉及被害人隐私，一审不公开进行。未来很大概率不会公开案件细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网民的好奇心，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吴亦凡审判的现场直播。
男明星被抓强奸，从万众瞩目到掉进监狱。在中间挑出一个点就够劲爆了。谁没有一点好奇心？而且大部分网民价值观简单，会不自觉地替受害者换位思考。我能感受到一个普通人对抗顶流时的无奈，希望看到恶人绳之以法。我们太害怕吴亦凡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将来会继续伤害女性。从正义的角度，我希望他能坐在监狱里，最好是死刑，彻底断绝他再次作恶的机会。
这种对吴亦凡的仇恨和讨伐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遇到这种伤害，也应该希望得到别人的声援，集体把加害者钉在耻辱柱上。所以，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只要继续搅起“吴亦凡案”的浑水，不让它沉下去，就是在帮助受害者。
事实上，我们都是站在法律之外的普通人，对案件的了解都来自媒体报道的几句话。这些报道往往夹杂着作者的个人情绪和主观判断，不能作为判断被告的证据。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我们很容易走入认知误区，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喊冤。1996年亚特兰大爆炸案改编的电影《理查德·尤维尔的哀歌》中就有这样的悲剧。
理查德，一名前警察，申请成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志愿保安。有一次，他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现了一个装有炸弹的军用背包。离公园不远，一场数千人的音乐会正在进行。理查德决定和值班警察一起疏散人群，以便在炸弹突然爆炸时将伤亡降到最低。但他的义举几天都没有报道。
《亚特兰大宪法报》女记者为了“抢头条”，未经证实就刊登了“理查德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头号嫌疑人”的消息。当时，理查德在全国受到高度关注。为了流量，各大媒体没有判断消息的真实性，纷纷转载。
舆论发酵后，理查德成了一名想逞英雄的保安，也成了策划爆炸案的罪魁祸首。记者24小时堵在他家门口，公众呼吁严惩理查德。在舆论的压力下，调查局也开始推断他的罪行:他被警察部队开除了。这次他申请志愿保安，应该是为了实现一个“英雄梦”，有犯罪动机；他未婚，和老母亲住在一起，处于社会底层。这一次，他应该是策划了一次爆炸，他的犯罪动机是+1。
所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FBI对他进行了监听、跟踪和诱供。最后，在一位律师朋友的帮助下，理查德洗清了嫌疑，调查局失去了调查爆炸嫌疑人的最佳机会。如果嫌疑人作案成功，策划下一次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是，如果舆论继续干扰甚至影响法律裁决，会造成多少悲剧？画当然，说这些这并不是担心吴亦凡会因为舆论的呼吁而被判更重的刑；事实上，经过10个月的拘留和审讯，他在一审中被定罪，这表明他不是无辜的。从情感上来说，谁不希望这样一个敢做不敢认，把女人当玩物的男人被重判？
但正因为如此，才担心判断的方向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忽略了他身上还有其他罪证，或者更多涉案人员被掩盖。就像杭州保姆案一样。事发后，林盛斌将微博改名为“老婆孩子在天堂”，通过媒体、司法等渠道为妻儿讨回公道。甚至在安葬妻儿的时候，他还做了直播，把自己的悲痛暴露在公众面前。为了寄托哀思，他还在身上纹上了妻儿的照片，但在镜头前哭不出来。
当时，深情款款的林盛斌一度主导舆论。大家都同情他，呼吁重判保姆。对于这种重大恶性事件，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善恶有报”，会根据基本的伦理道德来审判罪犯。简单来说就是以牙还牙，杀人偿命。但是“与敌人复仇”的理论会导致更大的愤怒:杀一个就是杀一个，但是杭州保姆杀了四个人，手段残忍。死刑对她来说太便宜了。毕竟，她只能死一次；
那我们只能尽快判她死刑，让她多活一天，都难以告慰受害者了。这名保姆该死，但由于从她被捕到判决只有一年时间，没有时间对林生斌进行反复多轮的调查。
结果，林生斌这个深情的人崩溃了，大家开始依次质疑他。但因为时间久远，加上保姆已经去世，只好不了了之。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应该是公开透明的，考虑到人的感受。但是，过度干预会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
因为普通人得到的案件信息，往往是经过有心人刻意包装，想让我们知道的信息，很难保证这些信息是客观公正的。如果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煽动成为他的盟友以达到某种目的，那就更可怕了。就算他主动承认了一些犯罪事实，谁知道他是真的想悔改还是想掩盖更大的罪行？更何况，赋予舆论干预法制的权力，真的有必要、正确吗？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第一，网民情绪化判案，会出现量刑过重。知乎一个特别机智的回答假设了这种可能性:当一个人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不受约束时，就会导致他残忍。有人偷电瓶车，死刑也行。看着就烦。绑架孩子，人贩子的罪行应该是千刀万剐，死刑便宜了他。什么，你敢说我信普信，杀九族，气死我了。敢问这样的社会还有公平正义吗？依案量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验专业性、公正性和人性。目的是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但不代表以暴制暴，让社会文明倒退。第二，一旦人们依靠舆论干预法制，很可能导致违法的悲剧。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小男孩被他的教练猥亵了一年，最后被绑架到当地一所武术学校，在那里被性侵了几次。父亲非常生气，他伏击了罪犯并开枪打死了他。
看到罪犯倒在地上，父亲没有跑也没有反抗，静静地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并当庭自首。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民众和媒体为这位父亲请愿。最终，他被判过失杀人罪，缓刑五年，并做了300小时的社区服务。这种判断无可厚非，但那种特殊判断的结果是基于舆论压力和人情考量，不能普遍推广。不是每个为了给孩子报仇而杀人的父亲都能无罪释放。如果这种报复行为被复制，却得不到同样的判决，只会让受害者家庭雪上加霜，再次尝到失去亲人的滋味。
再者，舆论审判一旦成型，没有号召力的普通人如何维权？没有法律途径，就只能让冤情沉沦吗？想必大家面对对重大恶性事件时，是想呼吁严惩罪犯的。这是好的，也是必要的。许多案件受到重视，并在公众舆论的支持下公开审理。但如果这种干预过度，有心人明白这种力量，就会用情绪去引导舆论，表现得很可怜，很同情。不仅可以把自己挑出来，还可以利用舆论干预司法，达到某种目的。长此以往，只会让正义失去底线，裁决失去准绳，会越来越偏离我们关注此事的初衷。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我们要做的是让“恶”被看到，但一旦专业力量介入，我们就要学会做一个理性的旁观者，适时的观望和倾听。最后，对于吴亦凡一案，我希望法律能够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和公众最好的交代，也是对公众人物的警示:从艺术到美德，从艺术到学问。
吴亦凡警察理查德强奸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