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袁玫考入了安徽艺术学院学习黄梅戏,与吴琼、马兰、吴亚玲、杨俊一道成为安徽黄梅戏的“五朵金花”。因为这个称号,她的名字永远地和黄梅戏连在了一起。论作品,她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黄梅戏的代表作,如果没有“五朵金花”,人们可能已经把她淡忘,但是,因为人们不可能忘记“五朵金花”曾经的辉煌,袁玫这个名字也就永远地被载入了黄梅戏的史册。
和袭人一样,袁玫也属于“有册可录”的出挑女子。早在出演红楼之前,袁玫已经是响当当的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深受观众欢迎。黄梅戏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五朵金花”是其梅开二度的领军人物。
黄梅戏“五朵金花”中,袁玫是较早离开黄梅戏舞台的。
1980年毕业进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次年赴香港演出,1983年即被央视选中进入《红楼梦》剧组扮演袭人一角。此后,她几乎再没回到黄梅戏舞台。
“我毕业后在黄梅戏界只待了三四年时间,现在我已经聊不出什么来。对于至今仍坚守在黄梅戏舞台上的老一辈和新一代演员们,我表示钦佩。”袁玫说,“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制片人,黄梅戏是我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基础和载体,黄梅戏让我成长成熟,给予我荣誉和自信,让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平台和起点上。”
红楼梦圆
袁玫一开始就特别想演王熙凤。她也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具备王熙凤特别干练的感觉,但是想要挑战自己,后来导演却把袁玫列为宝钗的候选人。换了好几次角色,直到开机之前才定了袭人。
回想起在红楼梦剧组的几年,袁玫觉得真像一场梦一样:“我觉得最难忘的还是最初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圆明园集训,现在想起来像天堂一样。四月份去的正是迎春花开、桃花开、春风抚柳的时候。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就在圆明园大院里面,一群姑娘们小伙子们在那儿晨练,练歌、练唱、练台词、跑步,真是桃红柳绿。一茬一茬的花开,等到夏天的荷花也开了,我们就离开了圆明园。我对那一段学习时间的印象非常深,每天吃完早饭之后,都会有很多大家,比如周汝昌、俞平伯、冯其庸都来给我们上课,上《红楼梦》的讲座。一堂堂的上课,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们像一块海绵一样拼命地去吸,拼命地感受,进入那个世界,知道吧?而且这群人在那学习的状态非常静、非常非常地安静,我觉得这种感受现在回想起来很难得。”
出演《红楼梦》袭人一角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聊到当时离开黄梅戏舞台,她说:“《红楼梦》对任何一个处在豆蔻年华的女孩子都有吸引力吧,幸运被选上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当时决定走有各方面因素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聊到做黄梅戏演员、影视演员和制片人的感受,她说:“当然在把握情绪、塑造人物等方面,黄梅戏演员和影视演员有共通性。但戏曲文化毕竟还是受到地域限制,做影视演员可能需要视野更开阔,对生活的感受要有更多积累。而做制片人则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全方位考验。”
袁玫表示:“我现在做制片人已经进入到一种自由的境界,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几年前“五朵金花”相聚,她感觉“就像家里人一样,我们中几个人有个共同点:执着坚持,承受力很好。我们感情很好,常常电话联系。我自己的生活很幸福很知足很愉悦。”
袁玫拍完红楼后,特别希望能留在北京。她留在北京和袭人嫁给宝玉一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袁玫坦承地说:“我觉得我个人条件挺好的。”而当时中央台台长王锋等人也特别希望把这批女演员留在北京,于是请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吃饭,想要5个名额,结果只给了2个。最终“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北京户口无缘”的袁玫南下广东。但北京情结一直存在心中,一直自称“我是散落在外边的”。
袁玫到广东后,不仅当演员,主演过《公关小姐》、《赵氏孤儿》等影视作品,还在广东电视台做起了制片人。她担任制片人的《故乡的云》要在中山大学拍一个月,还要去西藏、加拿大、美国拍摄。因为拍摄的场景非常多,需要非常有社会资源的人去完成这些工作,袁玫功不可没,比如她曾亲自到省委宣传部拿允许中山大学拍摄的正式文本。袁玫还是广东的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