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
“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做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做一点贡献。”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周总理病逝后，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对他的遗体进行了病理解剖，遗体火化之后的骨灰，被撒进了江河大地。
这是周恩来的遗愿，是中央批准了的，是邓颖超敦促完成的。
即便人们再怎么接受不了也不得不接受。实际上周总理的骨灰被撒掉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只有中央的一些领导，以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周恩来的部分亲属等，更多的群众压根不知道这件事。
1月15日下午的追悼会结束之后，邓颖超亲自打开骨灰盒，将周总理的骨灰一捧捧捧进了四个塑料袋中，然后准备送往通县机场，由西花厅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坐飞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
这是一项秘密任务，如何从大会堂离开到达通县机场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大会堂外面，有数不清的群众等在那里，久久不散。
他们要等着那辆黑色的红旗牌轿车出来，这辆车是周总理生前乘坐的汽车，同时也是专门接送周总理骨灰的汽车。
大家希望看到这辆汽车缓慢开出，然后一路护送它到安葬骨灰的地方，最后一次送一送周总理，也看一看周总理的骨灰究竟会安葬在什么地方，所以这辆汽车不出来，他们就不散去。
与此同时，很多群众以为周总理的骨灰会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因此东西长安街两侧围满了群众。
有工作人员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邓颖超，他们不能就这么从大会堂的出口离开，一旦出去，群众就会知道周总理的骨灰会被撒掉，他们必然会阻止这件事。
邓颖超只能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台湾厅等了一会，但外面的群众不见黑色红旗汽车出来就不离开，这么僵持下去不是办法，邓颖超只得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从地下隧道离开，然后赶往通县机场。
冬日的严寒并没有让人群散去，他们不死心地继续等着，直到晚上八点钟，天安门广场的警戒撤了，群众才知道周总理的骨灰已经不在人民大会堂了，已经被带到了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只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正有一架飞机缓缓起飞，飞向远方，将周总理的骨灰撒在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库、黄河入海口和天津海河等江河大地。
群众当时如果知道周总理的骨灰都没有留下来，该是怎么的悲痛啊？
然而，最悲痛的还是邓颖超。她和周总理是同志、是战友、是伴侣，相依相偎走过了半个世纪，随着周总理的骤然离世，留给邓颖超的是无限的痛苦和孤寂。
周总理去世后，她不知哭过多少次，周总理骨灰被撒掉的那天晚上，72岁的邓颖超一夜未睡，当第二天张树迎和高振普回到西花厅的时候，邓颖超张开双臂，三人抱在一起痛哭，从此，周总理是真的彻彻底底离开了。
周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没有保留自己。
周总理生前没有儿女，死后没有墓穴。
原本邓颖超和周恩来是有过两个孩子的，只不过这两个孩子都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是在两人结婚不久之后，等她发现怀孕的时候，周恩来正好到汕头东征，而她到广州不久，正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工作局面刚刚打开，再加上她的母亲又不在广州。
她孤身一人在广州，根本就是分身乏术，没办法迎接这个孩子的到来，遂自作主张打了胎，后来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后，他罕见的对她发了很大的脾气，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接受。
后来邓颖超再次在广州怀孕，这一次她是下定决心要生下来的。
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开始生产，结果胎儿过大，三天三夜都没有生下来，最后动用了产钳，伤到了孩子的头颅，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如果那时候有现在的医疗技术和条件，这个孩子也就不会夭折了。
这是一个快十斤重的男孩，远在上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并不知道这件事。
这个孩子的离去，让邓颖超很是悲痛，但如果好好养养身体，以后也还是有机会再次生育的，然而当时的局势根本不容许邓颖超好好休养。
继上海四一二事件之后，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屠杀蔓延到了广州，彼时在医院休养的邓颖超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幸有周恩来的电报及时发来，邓颖超开始想办法躲避搜查。
她先是躲在医院待了两天，然后乘坐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去了香港，又从香港辗转去往上海与周恩来汇合。
这一路颠簸再加上精神高度紧张，让到达上海的邓颖超虚弱得不行，在住院进行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很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怀孕了。
那一年，邓颖超才23岁，周恩来才29岁，从此之后，两人再也没有过孩子，以至于两人一生无子女。周恩来病逝之后，西花厅就只剩下了邓颖超和几个工作人员。
邓颖超的痛苦与孤寂无人能懂，但他们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为人民做出的贡献，人民群众都记得。
所以当周恩来病逝后，人们一方面深深悼念和怀念周总理，一方面又十分关心晚年孤寂的邓颖超。很多人都想为邓颖超做点什么，至少能让她过个稍微愉快点的春节。
周恩来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农历就是1975年的腊月初八，有一句俗语叫“过了腊八就是年”，眼看着春节就要到来，人们不想让邓颖超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度过这个春节，而希望能给她一些温暖。
即便微不足道，他们也想做点什么，那么，该怎么做，才能给邓颖超些许温暖呢？
天津市红桥区服装二厂的张宝发对同事们说：“我们是服装厂的工人，做一件棉袄交给邓妈妈怎么样？”
他说完自己的想法后，大家立刻响应，杨明说：“我们天津人有句俗话‘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周总理和邓妈妈没有亲生儿女，那我们就做他们的子女，咱们就做一件棉袄寄给邓妈妈，邓妈妈穿在身上，一定会感觉很温暖。”
考虑到春节即将到来，大家说到做到，每人拿出五毛钱来凑在一起，然后交给张宝发、杨明、杨敏和李辰欣等人。
1月17日，四人出发到天津市百货大楼买布料和所需要的材料。
当售货员知道他们是要给邓妈妈做棉衣后，很是细心地帮着他们选购布料，在对货架和仓库里的布料都进行了研究对比后，四人最终决定：用深灰色的春绸做面，用浅灰色的薄稠做里，中间用上软软的丝绵，这样就能做出一件暖和的棉衣了。
大家选购完后就回到了服装厂，大家开始商量怎么做棉衣的事情。
但他们有了布料之后却遇到了一个难题，按理说，做衣服要用到对方的尺寸，这本来也不是难事，亲自量一量邓妈妈的尺寸，或者直接问一问邓妈妈身边的秘书，也是可以得到她的尺寸的，但这两种办法很显然都是不现实的。
邓妈妈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而他们在天津，自然无法得到邓妈妈的尺寸，当然，即便他们身在北京，也无法这样得到邓妈妈的尺寸。
没有尺寸，做出来的衣服自然不可能合身，那就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了。
不过这个难题也并没有难倒大家，服装厂里有两个有四十年裁剪经验的老师傅，多年的经验让他们练就了火眼金睛，有时候不用拿着尺子去量，打眼看看就能估量出大体的尺寸。
他们根据电视上出现的邓颖超的身材以及一张邓颖超的照片，就画了一张裁剪图，然后对布料进行了裁剪，裁剪之后就可以缝制了。
年底的服装厂虽然接了很多的单子，大家手头上都有很多的工作，但为了让邓颖超在春节前能拿到这件棉袄并穿上它，大家决定连夜加班缝制这套棉袄。
73名工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完成了这件棉袄，那一针一线都是他们对周总理的爱戴、对邓妈妈的关心。
当他们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件完工的棉袄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将它寄给邓妈妈会成为一个难题。
他们去邮局要求邮寄这件棉袄给邓妈妈，但是遭到了拒绝，他们不死心，连续去了好几个邮局，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结果。
呼呼的北风吹得他们心中发凉，为什么从天津寄件棉袄就这么困难呢？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眼看着春节临近，怎么送到邓颖超手中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有一个青年出了一个主意：既然无法直接寄给邓妈妈，但可以寄给人民日报社啊，通过人民日报社再转交给邓妈妈不就行了？
有了这个想法，他们另换了一块布将棉袄包裹起来，里面放上了两封信，一封给邓妈妈，一封给人民日报社，然后到邮局将这个包裹寄给了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社收到这个包裹后，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件棉袄和两封信，他们看了一头雾水，怎么寄给人民日报社的包裹里面会有一封给邓颖超的信呢？
等他们打开那封寄给人民日报社的信之后，才知道这是天津73名服装工人寄给邓颖超的棉袄，所以他们又将包裹打包好，然后联系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
很快，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就拿到了这个包裹以及给邓颖超的信，当时的赵炜也很是好奇，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包裹呢？为什么要由人民日报社转交？
她有些不放心，就先打开包裹，看到了里面的棉袄和信。舒服的触感让赵炜差点落泪，看了信之后，她的泪终于还是没有控制住，就那么吧嗒吧嗒落到了地上。
赵炜擦了擦眼泪，赶紧将棉袄和信拿给邓颖超，并将事情的经过说了说，邓颖超戴上老花镜，接过信去，一字一句地看了起来，越看越感动，她没有想到，来自她第二个故乡的礼物会如此的贴心。
看完信之后，她脱了外套，将棉袄穿在身上试了试，赵炜帮她整理了整理衣服，邓颖超高兴地说：“就是稍微大了一些，这些青年真有办法，没有尺寸，又没有见过我，还能做出这么合体的棉衣，真难为他们了，感激他们为我费了这么大的心。”
听完她的话，旁边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稍微改一下，这样就可以穿上过春节了。
看着这件棉袄，邓颖超很高兴，但同时也犯了难，因为她一贯是不收人家礼物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是不主张收礼物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更是以身作则从不收礼。
就拿毛主席来说，他从不接受别人的送礼，对于国内的送礼，他基本就是退回去，而外宾送的礼品，不能不接受，就上交。
很多时候，毛主席根本看不到那些礼品，看到的只是礼品单，然后他就会下令“都上交”，有的礼品单他都不看就直接下令上交了，而对于那些食品之类的礼物，无法返还也不能上交的，就送到幼儿园或者送给警卫战士，总之他是不会收礼的。
周总理也是一样，他经常视察各地和出国访问。视察的时候，所到之地从不接受礼物，而国外的礼物不得不接受的时候，回来后就上交到外交部礼宾司，他自己是不会留一件礼物的。
不光是他，就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准接受礼物，必须接受的礼物则需要上交。
作为周总理的伴侣，邓颖超自然也不会接受礼物。
但这件棉袄不是一般的礼物，它是73名青年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针针线线都是他们的真挚爱心，她实在不想辜负这份心意，但若收下了，那就违背了她的原则。
究竟怎么做才能既不违背原则又不辜负73名工人的心意呢？这确实需要想一想。
在思考了一会之后，邓颖超决定留下这件棉袄，但也不会全然接受。她对赵炜说：“这是他们的一片心啊，退回会伤了73位青年的心，但是我要付钱给他们，你说30元够不够？”
正愁没办法说服邓颖超接受这件棉袄的赵炜赶紧说：“差不多，如果给多了他们也不好办。”
邓颖超赶紧说：“你马上回信并寄去30元，信写好之后给我看看再发。不要耽误，马上去办。”
赵炜没有耽误，根据邓颖超的指示写了一封信，然后交给邓颖超，邓颖超看完之后又补充了一些内容，经过修改和增删，一封可以发出的信就写完了。
信中说明邓颖超已经收到了这件棉袄，邓颖超很感动，她感激他们对她的关怀与慰问。同时信的最后有这么一段：
但她从来不收礼物的，能退的就退，不能退的就自己付款。这件棉衣就不退回了，理解你们的心意，如退回会使你们难过的，所以寄去30元钱作为成本费。这笔钱如不好处理，可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品。
不得不说，邓颖超很暖心，为了不伤害73人的感情，她将自己寄去30元的理由做了充分的说明。为了让大家接受，她甚至想好了怎么处置这笔钱，可以买书籍和学习用品，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很快，这些工人就收到了这封信，他们看后很是感动，也坦然留下了这30元钱，并按照邓颖超的提议，这笔钱就用来买书籍和学习用品。
这之后，他们之间还有过书信沟通，因为天津73名工人的暖心举动，邓颖超这个春节有了稍微的温暖，因为邓颖超的回信，这些青年工人有了前进的动力。
不得不说，有时候缘分就是这样的，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邓颖超穿着这件棉衣过完了春节，她甚至还穿着这件棉衣出席了1978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礼轻情意重，邓颖超一直将这件棉衣当做极为珍贵的纪念品，穿了两个冬天就收藏了起来，她不舍得穿破这件棉衣，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我们能够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看到这件棉衣。
邓颖超不仅对这件棉衣极为宝贝，更是对缝制这件棉衣的73名工人极为挂念，她想和他们见一面，亲自表达自己的感谢，但她毕竟年龄大了，又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此一直没有机会到天津与这73名“儿女”见上一面，但她始终记着这件事。
1984年的夏天，作为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主持了5月12日开始的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5月26日会议结束之后，她去了一趟泰山，然后从泰山去了天津。
去天津的目的，一是有工作要做，二是见一见这73名工人，三是走走转转，看一看天津。
邓颖超到天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市委办公厅的同志打听这73名工人的情况，她想要和他们见上一面，但时隔八年，寻找这73人并不容易。
原先的红桥区服装二厂已经改了名字，而原先的那些工人，很多都分散到了别的单位，想要打听他们的下落确实需要时间，好在邓颖超在天津有工作要做，要在天津待一段时间，倒也不急于一时一刻。
经过数天的打听和联系，这73名工人的情况就都汇报到了邓颖超这里，她特意选了一个没有工作要做的日子和大家相见。
1984年7月4日，邓颖超和73名工人约在天津友谊俱乐部见面。
见面的时候，大家排队站在那里，原先的73人来了71个，没来的那两人，一个已经病故，一个正在生病来不了。
邓颖超看到这71人之后很激动，他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心却在八年前就已经连在了一起。为了感谢这些工人，80岁的邓颖超坚持要和每一个人握手。
这是一个大工程，而当时的邓颖超已经80岁，身体又不好，大家都怕她吃不消，劝她：“行了，这么多人不必都握手了。”
但邓颖超很坚持，她说：“不行，八年前你们每个人都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过棉衣，我今天要一个一个地握你们的手，表示感谢。”
见邓颖超这样说，大家只能流着泪和邓颖超握手，并纷纷关心邓颖超的身体，在他们心里，邓颖超是他们的邓妈妈，他们都是她的儿女。
周总理和邓妈妈为新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作为儿女理应关心邓妈妈，实在不用邓妈妈如此感谢他们。
然而邓颖超不仅寄给了他们30元钱，还一一同他们握手，更是用“珍贵的”、“浓厚的”、“情意绵绵的”来形容这件棉衣，怎不令人动容？
邓颖超告诉他们，她穿着这件棉衣过了两个冬天，穿着这件棉衣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穿着这件棉衣见了很多外宾，穿着这件棉衣见了很多自己的同志等等。
说到动情处，邓颖超声音有些颤抖：“我觉得我很骄傲，有那么多男女同志关心我，而且你们说是我的儿女，我当然觉得骄傲得很。”
看到邓颖超如此平易近人，大家的话匣子都打开了，有人问：“邓妈妈，棉衣穿着合适不？”一人问完，大家都一脸紧张地看着邓颖超。
邓颖超笑着说：“合适，合适。”
邓颖超的回答让大家明显松了一口气，现场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邓颖超和大家拉起了家常，细心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小孩啊？孩子多大啊，淘不淘气？说到最后都不忘加上一句：“千万不要打孩子。”
听完邓颖超的话，大家心里都有暖流划过，他们没有想到，当年给邓妈妈做了一个棉衣，竟让这位八十岁的邓妈妈如此关心他们。
果然，邓颖超和周总理一样，心里记挂的始终是人民。
见面会结束的时候，邓颖超还提笔写下了一句话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当代青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要有所作为，有所好为，有所大为。”
谨以此文献给周总理和邓妈妈。
邓颖超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