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张玉芹
我的母亲生于1928 年农历五月十七日，今年已过 94 岁生日了。
刚立夏的山乡，微风徐徐，将田野梳理出多情的韵致。5月 9 日，我从兰州返回陕西洛南老家照顾母亲，又一次从带孙子、当爷爷的角色中回到了当娃的位置。陪伴在母亲身边，时不时地有声“妈”叫，这种感觉真好。在村上，还有妈叫的同龄人已屈指可数了，过去叫爷叫婆的人也见不着了，多数情况下遇到的是给自己叫叔叫爷的下一代人了。
由叫别人“爷爷”到自己当“爷爷”，角色的转换，内心或多或少还有点伤感。岁月不老人亦老，一个甲子的我自然有了“老”的感觉，时不时会想起爷爷六十来岁老态龙钟的样子，想着那些不该走但已经离世的战友、同学和小时的伙伴。想着想着就会在脑海中冒出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年少时总认为东山上有出不完的太阳，可今天总会担心太阳明天还会不会有？给自己叫爷的孩子，是不是也会觉得我这个爷咋就这么老呢？
不管孩子怎么看、如何叫，自己心里还是清楚的，尽管高科技能把白发变黑发，能把坏牙变好牙，能使眼角纹、鱼尾纹、抬头纹一一消失，但内在的衰老是无法抗拒的，身体上的“毛病”总是时不时不请自来。
我现在唯一感到自己还是个娃的时候是每次叫“妈”的瞬间，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要到炕跟前叫一声妈：尿桶还用不用了？能听见妈的回应就意味着新的一天开始了；每顿吃饭前后总要叫一声妈：想吃什么？吃饱了没有？能听着妈的回应就意味着妈的思维还是正常的；每晚睡觉前总要走到炕前叫一声妈：饭吃得早，需不需要热一袋牛奶喝？能听着妈的回应就意味着妈今晚又能睡个好觉了……
一声声妈的呼叫，一声声妈的回应，蕴含的是人生至高无上的爱！
一晃，回到母亲身边已五个月有余了，在一天天的陪伴中，我发现母亲变了，变得不像原来那么明白了，动不动就要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一些古怪的事情。面对母亲一次次反常举动，我的心很疼很复杂，真不敢想象，母亲这是怎么啦！我能有妈叫、能当娃的日子还会有多久？
待母亲晚上睡下了，我会独自一人坐在再熟悉不过的门前台阶上。此刻，一弯月儿从东面山梁上探出头来，透过树枝树叶的间隙投进点点银辉。院内，是那么的宁静、安详，树叶在沙沙作响，星星在不停地眨着眼睛。我原以为这里曾发生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可只要身在其中，似乎满腹都是当年青春岁月的那些情景，尤其是我与母亲相连的许多往事老是不断地出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想，也许人生就是这样，每个人的收藏都像陈年老酒，年代越久味道就越是浓郁淳厚，要想忘掉，真的是很难做到啊！
我的思维会回到结婚后一直住的靠南边的这间房子。1988年8月8日，我的独生儿子就降生在这间房子的土炕上。这里原本是我们家的灶房，在我幼小记忆里，这间房子似乎随时冒出的都是与吃有关的故事，有的至今让人想起都会觉得不知是苦还是甜？那个年月农民一年到头最幸福的是大年初一，只有这一天才能吃上猪肉和白面馍。有年的这天早饭，按习俗母亲给她的孩儿们每人腾热了一个包着红糖的白面馄饨馍，可平时饿怕肚子的哥哥硬是哭着要吃蓖子上更大的豆渣馍，哥哥想的不是什么好吃难吃，而是什么东西才能吃饱？看着哥哥两只小手抱着吃豆渣馍的高兴劲，母亲扭过头抹开了泪。
那时，过年家家户户吃的猪肉都是生产队按人分配的，数量少得可怜，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过了初四五，少肉没豆腐”，意思是年过 3 天后不要说还有肉，能吃上豆腐都算不错了。因此，母亲每年腊月三十会从煮好的过年肉中拿出一小块藏在粮食柜中或食油罐里，留到正月十五再吃。哥哥发现后，每天从山上砍柴回来，肚子饿得慌，就要偷着吃一丁点解馋。母亲发现后，便把肉转移到别的地方，谁知晚上没注意让猫吃了个精光，母亲气得见了猫就如同敌人去打，哥哥却用粉笔在楼衬上写下一行字：“我妈叫猫把肉吃了我很高兴，因为她不让我吃”。哥还故意念出声让母亲听到，意思是：害怕我吃，这下让猫吃了看你高兴不？
说起这方面的事，我比哥哥也好不了多少，为了嘴，也是在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生动”故事：外婆过生日，母亲蒸了一蓖白面馍，结果锅盖一揭，说是馍让鬼捏了，全是青疙瘩，母亲气得不行，我与妹妹却高兴得小跑起来，因为这样的馍是不会给外婆送的，我俩就能吃上了。有天早上，母亲拿出先天晚上烙好的碗底大两个烧馍，给了我与妹妹，我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两口把自己的那个吃完后，就开始动起了妹妹那个烧馍的心机，想了个“咬马马”的策略，哄着把妹妹的烧馍拿到手，我不敢大口咬，小口咬一下就说是头，又咬一下说是耳朵，还想再咬一口又说没有腿，待妹妹彻底反应过来只剩下一小块了。妹妹哭，母亲骂，我吓得只好把头钻进被窝不敢吱声。
往事的回忆虽有几分快乐，但更多的还是一种伤感。那时，儿女们在吃的上面虽然不时要惹母亲生气，但母亲更多的还是一种难受与着急，她知道这是因为孩儿们的肚子饿啊。面对缺吃少穿的一家子人，母亲开始了她拼命的生活节奏：凌晨，当公鸡叫起三遍鸣，天色还处于灰蒙蒙一片时，她已经扛着扁担或笼担进山砍柴或放牛放羊去了；午夜，当孩儿们差不多都要睡醒一觉时，她还在光线微弱的松油茬火光下缝衣服、做鞋袜；隆冬，别的女人都是在家里干点轻农活、家务事，她却要跟上生产队的男人们东奔西跑，参加公社或大队组织的修水库、造梯田大会战……在我幼小心灵里，总觉得母亲就是男子汉，干活养家出的是牛马力。
俺家里里外外全靠妈
母亲的超常劳作，是由她的身世与现实逼迫的一种无奈。
母亲不满 16 岁姥爷就去世了，留下小脚的母亲和一个妹妹。从此，她就扛起了家庭的里里外外，扶犁撒种、打草鞋编笼，凡是男人们干的活她都干；纺线织布、磨面做饭，凡是女人们干的活她都要干好。后来，母亲嫁到我们家，本想在体力活上有个依靠。结果爷爷是个抽大烟的，父亲身单力薄，常年出门在外靠卖眼药谋生，家里脏活累活基本干不了，回来最多干点做饭、喂猪之类的家务活。这就决定了母亲不干不行，她要确保一家人没有好吃的但要有吃的，没有好穿的但要有穿的。
母亲用过的竹篮与筐，洛南叫“笼”
有一年，时令已进入腊月天，母亲就开始思忖着过年的事了：这蒸年馍做年饭需要担几担煤；这过年总要比平时吃得好一点；这大女儿出嫁了、大儿子进县剧团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一年到头都穿的是哥姐退下来的衣服，过年了好歹总要给买点什么新的……可这都需要钱啊！想着她的眉头又愁成了一团。她听说三十里路外的江槽煤矿收购山上的栲树梢子，棚在巷道顶部以防碎煤掉落，就领着我跑到十多里路外的深山老林里去砍。
我看着各式各样的树一棵挨一棵，大大小小，宽窄不一的树枝树叶密得不见天日，阳光费好大的劲儿才从树叶的间隙射进来，便惊叫起来，说像是一把把雪亮的长剑。
母亲说，管它像什么也当不成钱用，赶紧砍树梢子。
我和母亲满身大汗地各砍好一担放到家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程，在两个人的梢捆子上各绑一担筐，翻越三座山和蹚过一条河前往煤矿，卖完树梢子后再各买一担煤返回。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走着走着就与母亲拉大了距离，母亲就先走一段，再回来接我一段。一路上，母亲就不时用类似“望梅止渴”的话给我鼓劲。记得有一次，在翻越去煤矿的最后一座山时，天突然下起了雨加雪，土路变成了胶泥路，冰冷的雪水随着母亲与我的头发梢子，一滴一滴从脖子灌进身体，与冒着热气的汗水融为一体。
被雪水浸湿的棉袄担子不好换肩，我一闪劲，人与担子一起滑趴在半坡上。我实在是太累了，趴在那里怎么也起不来。待母亲赶来接我时，看着满身是泥、满脸抹得五麻六道的儿子，眼睛不知是被雪水、汗水还是泪水模糊了。
我家的老屋
就这样先一天从大山上砍梢子，第二天去煤矿上卖，往返跑了 10 多趟，赶在年跟前总算换回了十多块钱。母亲脸上有了笑模样，忙着置办了不少年货，给我买了一双解放胶鞋，给妹妹买了一双花袜子。这是我和妹妹生来第一次穿上从商店买回的新鞋袜。这双鞋陪伴我从初中走完高中，鞋帮上先后破了七个洞，鞋底后跟早就磨透了，但至今它的模样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那么清晰。
那时，我们全家人吃的面和玉米糁子都要靠石磨磨，我家的石磨盘在牛圈房门前的野外。刚开始哥姐和父亲都在家，一般是父亲箩面，母亲带着几个儿女推磨子。后来父亲和哥姐先后离开了家，只有年幼的我和妹妹，家里就靠牛拉磨。有年隆冬的一天，三更左右，母亲打开牛圈，刚套好牛准备拉磨，瞬间发现牛打了个冷颤，与牛一起跑出来的一头小猪钻进牛肚子下竖起了全身的毛。母亲回头一看，两只狼就在身后不到 3 米远的雪地里紧盯着她，4 只眼睛发着蓝光，随时都有扑过来的危险。
母亲眼疾手快，随手抓起一根磨棍，狼看到母亲手里拿了东西，就蹲下来一动不动。母亲听人说狼不怕女人，只要认出你是女人，就会什么都不顾地发起进攻。这样大约僵持有半个多小时了，狼不敢进攻，母亲也不敢吱声。母亲想，这离天亮还早着哩，这样下去她实在撑不住，就使出全身的力气把那根磨棍砸向身前的一块大石头上，磨棍瞬间变成了两截，崩在了狼的面前，狼可能是感到了母亲的强大，便起身慢腾腾地走了。
看着狼走远了，母亲急忙冲回家里，连声喊着：“增民，增民，狼要吃我哩，狼把我吓死了。”我一骨碌爬起来，看见母亲满脸都是冷汗，浑身直打哆嗦，便责怪母亲：“为啥天不明磨面？为啥不叫我？”
看到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说，咱养条狗吧，护身。母亲说，前些年家里的鸡总是被狐狸吃，你哥养了一条取名“黑子”的狗，狼与狐狸的确来的少了。可是那时人都吃不饱饭，哪有东西喂狗？狗饿得不时就要窜到地里啃玉米棒子，生产队发现了不是扣工分就是罚钱，还要遭人骂。后来狗被人打死了，才不再受这份气了。我说那就买个铃铛吧，母亲没有言传，最后便花了 5 分钱买了一个用泥烧的狗娃哨子。从此，要是遇到有狼，母亲就用哨声报信。
真正能帮母亲接力的是 1976 年 1 月 10 日我高中毕业后。那时，公社为了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在冬季就要组织改河造田大会战，要求每户必须要出一个劳动力，母亲自然就是我们家的那一个。我离开学校第二天天不亮，就来到了 15里路外的公社大会战工地上换下了母亲。从此，母亲终于能与绝大多数人家的女人一样，在数九寒冬中不用再跟上生产队的男人们到处跑、看别人脸色了。
母亲的日子虽然轻松了一点，可我却不甘心一直守在山沟里。父母一心想让我当个大队民办教师，但看着希望一次次破灭。我的心凉了，心也跑了。我在想，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虽然希望我能留在身边，但他们更知道儿子辛苦读书是为了什么。
1982年冬，作者当战士时摄于宁夏中卫186团
无奈，1978 年底我参军远走了。母亲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尤其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后，有些活没有个帮手是不行的。好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叔父家养有生产队一头黄牛，温顺力大，家里耕地碾场之类的活都由黄牛来干。
慢慢地，黄牛与母亲有了感情，只要黄牛在我家干活，母亲保准要让黄牛饱吃饱喝一顿。平时，收完庄稼后黄牛爱吃的草料母亲都要送去，每年正月初一中午，母亲按习俗还要给黄牛擀上面条下熟后用桶提去。黄牛也是一段时间不见母亲就急得慌，出了圈就想跑去看母亲。然而，黄牛的产权是生产队的，一天，山外来客看上了黄牛，要出高价买走，母亲知道后泪流不止，天天带上吃的东西去看黄牛。
那天早晨天不亮黄牛就要跟买主上路了，母亲早早地提了半桶好吃好喝的，在黄牛经过的路口等着。也许是黄牛意识到这一走将是永别，任凭母亲咋说它也不肯吃一口，只是看着母亲流泪。母亲用手摸着黄牛的头哽咽着安慰：“走吧，到山外过好日子去吧。”母亲目送着黄牛，黄牛一步一回头，能看得出黄牛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母亲呀！
刚包产到户那年头，母亲犯难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每年夏季缴公粮，离县城粮站 30 多里路，谁来运送成了难事。远在部队的我知道后生气地对母亲说：“咱家是军属，公粮晾晒好后，放在家里别管它，生产队想要就派人拉，不拉就算了。”
母亲却说：“军属怎么了？又不是谁强迫你当兵的，你和你哥吃的都是公家粮，我们家缴公粮就是给你们兄弟缴的。”
因此，每年收麦时，母亲都要把长势最好、颗粒最饱满的麦子挑选出来，让黄牛拉着碌碡碾下，晒了又晒，筛了又筛，早早地装在蛇皮袋里，等着与他人结伴运粮，直到国家免收农民公购粮为止。
作者在喀喇昆仑山神仙湾哨卡
其实，在这个家庭里，什么苦呀累呀对母亲来说都算不上个啥。母亲最怕最难的，是养孩子。这个怕还要从 1949 年农历九月初九说起，已经 30 多岁的父亲盼来了第一个女儿。女儿刚一降生，父亲就抱上给擦洗身子，由于水温没有掌握好，一下子把女儿右胯烫伤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只能依据孩子的姿势用一个奶喂，可没有想到，另一个奶水不能及时排出，使乳汁淤积，不长时间便发炎坏死永远断了奶水。在有大女儿和大儿子时，母亲靠一只奶还能勉强养活。但在生下我后，恰好赶上大跃进年代，生活太差，那只好奶的乳汁也少得可怜。看着黑夜天明哭个不停的我，母亲抱着我找到她叫娘的一户赵氏人家，恳求让我认其为奶婆（比我高两辈儿）。
从此，奶婆每天一个奶让她的儿子吃，另一个奶留给我吃，直喂到一岁半。断奶后，当时能吃到的东西是生产队种的甜萝卜，我刚学会说话，肚子饿了就只知道哭着要吃“甜萝”。由于从小营养不良，我一辈子有两怕：一是饿怕了，二是瘦怕了。母亲说，就是这条瘦弱的小命，也是奶婆给的，要我一辈子像对待她一样爱奶婆。
其实，自从我开始吃奶婆奶那一刻起，母亲随时把心都掏给了奶婆，当时我们家五六口人晚上睡觉只有一床破烂被子，外婆就把自家纺线织布刚缝好的一条花格格粗布被子送来，外婆前脚一走，母亲就把被子抱给了更穷的奶婆家。自从我记事时起，每逢过年过节母亲都要让我拿着东西看望奶婆。后来我参军尤其是成为干部后，每次给家里寄的钱，母亲都要给奶婆一些，每次我回家探亲，母亲都要我早点到奶婆家，吃奶婆的饭，睡奶婆的炕。
我本想好好孝敬一下奶婆的大恩大德，曾打算让一辈子连火车都没见过的奶婆也能到部队游玩一下。谁知奶婆的命好苦啊！她的独生儿子一直也没娶上个媳妇，这成了奶婆一辈子最大的痛。后来，随着丈夫的突然离世，奶婆也行动不便了，不久，她的儿子也成了聋人。一天，儿子把捏好馍的篦子搭到锅里，让奶婆坐在灶火搭柴烧火，他去河边洗几个红薯要与馍一块蒸上。谁知还没等儿子把红薯洗完，家里就冒起了熊熊烈火，等人把儿子喊回来已是几丈高的大火封门，奶婆就这样活活被烧死了。前几年，她的聋儿子又患上了胃癌，刚过一个甲子就陪伴他的父母去了。现在，每当我回到老家路过奶婆一家 3 口的坟头时，就不由得伤心落泪。
我活下来不易，妹妹能活下来就更难了。妹妹比我小5 岁，我隐隐约约记得，妹妹降生后，母亲好像总是哭，说着养不活、要送人的话。果真到了第三天，来了一个穿着破烂的中年男子抱走了妹妹。母亲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为纠结的一件事。为了让妹妹吃口饱奶，有条活路，她把妹妹送给了几十里外的大山深处一户刚生下孩子夭折的人家。
谁知，由于妹妹生下来一直没有奶水吃，到了人家连吮吸奶水的劲儿都没有，人家看妹妹再这样下去恐怕是活不了了，第二天就又送了回来。母亲抱着还有一口气的妹妹，边哭边找到生产队一家正在哺乳期的妇女，央求人家先用手挤出一点奶水，一点一点的喂妹妹，几天后妹妹好了一点，父亲买回一只奶羊。奶羊似乎与我们家有缘，真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每天产的奶妹妹吃不完，站在一旁的我还能解解馋。可羊奶是热性的，妹妹吃了没几天，就开始拉“羊粪蛋”，再后来就拉不下了。这下又难坏了母亲，她又找到生产队分别住在三条沟的3 户有奶水的妇女，央求人家，每吃一次奶给 5 分钱，让她们轮换着喂妹妹。
这 3 户人家最远的一户来回路上需要一个多小时，每次前去喂奶，都是母亲或姐姐抱着妹妹走在前面，我紧随其后。自从有了人的奶水与羊奶配合着吃，妹妹顽强地长大了。当妹妹完全不用再吃任何奶后，一天，有人来要买走这只奶羊，母亲说啥也不同意。她说，奶羊就是奶妈，她要一直养着。不幸的是，一天母亲上工去了，用绳子把奶羊拴在房后坡上一颗树下吃草，不知怎么奶羊把绳子绕到脖子上了，待母亲收工回来，奶羊已吊死了。这时，有人要出钱买下剥皮用，母亲哭着没有答应，她叫来木匠钉了一个木箱子，埋葬了奶羊。
母亲说，她好多年做梦都和奶羊在一起，每梦见一次，醒来后就要哭一场。她说，由不得人啊！
可以说，在养育孩子上母亲有着太多的苦难了，由于母亲的特殊“缺陷”，在那个年代，能够让孩子们一个也不少的活下来，真可谓苍天不负母亲心。
母亲一世让儿女感动，老了需要儿女照顾的行动。早在2O年前我的父亲就离世了，恰在我退休的2013年，母亲患上了脑梗，从此，她身边就再也离不开人了，我原本打算把母亲接到城里生活，可母亲却享不了这种福，一次她到西安住了不到一个月，急得满身都是病，无奈只好又送回农村老家。
在我退休近10年的日子里，每年都要拿出半年多的时间陪伴在母亲身边，在一年年、一天天照顾母亲的日子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人到花甲之年还有妈叫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尽管母亲的一切都一天不如一天了，但照顾母亲的辛苦远不能与她养育儿女的付出相比。人都说养儿防老，其实这防老的条件并不高，能做到三点也就足够了：母亲想吃什么、喝什么，你能端到面前，让她吃到嘴里，这就叫孝顺；母亲铺的盖的、穿的戴的能比较卫生，没有怪味，这就叫孝顺；母亲老了，变化无常，容易发火，你能微笑面对或是不吭声，这也叫孝顺。这些看起来简单，说起来容易，若能天天像一天，时时像一时做到了、做好了，这就叫优秀！这就无愧于做了一回母亲的娃。
因此，我时不时都在问自己：我做得怎么样，算不算妈的好娃？
写于 2022年10月
陕西洛南老家小院
作者樊增民戎装照
樊增民简介：陕西省洛南县人，1975年高中毕业，曾代理大队民办教师。1978年底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团、师、兰州军区组织、宣传、保卫干事；后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处长、师副政委、宣传部副部长、《人民军队》报社长，大校军衔；六次荣立三等功，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五级。发表新闻作品数千篇，数百篇新闻作品获全国、全军和不同报刊新闻奖。出版《思想工作百例析》《当代军人军旅书信精粹选辑》《苦乐年华》《社长感悟集》《寻找失踪那颗心》等著作。
编发：拂晓哨位
来源：樊增民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