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朱德突然听到朱琦在医院抢救的消息，但接连几天打电话去医院都没能得到儿子更准确的消息。
十天后，儿媳赵力平来北京，朱德才知道儿子朱琦已经去世十天了，葬礼都准备好了。
朱德闻言沉默良久，痛心疾首地指着赵力平说，你们不该瞒着我啊。
为什么朱琦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又为什么大家都要隐瞒他的死讯呢？
白发人送黑发人
1966年当记者问到朱德此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时，朱德说他没能侍奉年迈的母亲，到她临终时，自己没能给她端一碗水。
几年后，朱德的遗憾事又多了一件——没能赶上独子朱琦的葬礼。
1972年，朱德的儿子朱琦被诊出患上了心脏病。
此后朱琦过上了“清闲”的日子，不用再去上班，但要经常和医院打交道。之前他打过仗，开过火车，但如今走一走都觉得很乏力，最多也就是出门看看外面的景色。
八十多岁的朱德有空就往医院打电话，关心儿子的身体，对他的病情十分担心。一会问他有没有按时吃药，一会又说医院要是有新的治疗方案也只管试试。
朱琦
这让朱琦觉得自己是个拖累，儿子们都在外地当兵，妻子赵力平也要上班，如今自己不能干活还要父母和妻儿操心。
1974年刚入夏，赵力平在上班时突然接到医院电话，说朱琦突然犯病，正在抢救。
等她赶来时，人已经不行了。医护人员说，朱琦是心脏骤停，所以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下。
虽然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真正面对朱琦去世，赵力平仍然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更别提把这个噩耗告诉给88岁的朱德了，年迈的爹爹听到丧子的消息身子骨怎么能受得住？
于是赵力平只好打电话找婆婆康克清商量，几番讨论后，二人一致决定将朱琦已逝的消息瞒着朱德。
至于为什么突然联系不上儿子了，康克清告诉他说朱琦心脏病犯了，现在正在急诊中。
听到这一消息的朱德很着急，隔三差五就往医院打电话，问现在怎么样了，需要用什么药的话尽管跟他说。
一个星期了医院都没给个准确答复，只是说尚未脱离危险。这几日朱德过得很煎熬，心口一直揪着疼，他隐隐感觉大事不好，却也一直没人告诉他儿子确切的消息。
直到6月20号，儿媳赵力平赶来北京，康克清才把孩子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朱德。
康克清
“朱琦走了十天了，葬礼已经办过了。”
赵力平回忆说，那天她就坐在康妈妈旁边哭，眼泪跟开了阀门的水龙头一样止不住。
爹爹很虚弱，他喉头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过了一会眼眶就开始泛红。
他指着二人说，孩子走了你们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一个亲儿子，他才58岁，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这年，耄耋之年的朱德含泪送走了58岁的独子。
葬礼过后，子孙还要继续工作，但大家又很担心朱德身体吃不消。作为共产党人，他强忍悲痛，还是安慰儿媳不必挂怀，赶快回去工作。
朱德与朱琦夫妇
追忆往昔
朱琦去世后，朱德会时常想起儿子的往事。
比如1916年朱琦刚出生的时候，当时的朱德刚刚30岁，他欢天喜地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左看右看。因为耳朵里有一个小肉柱，所以最开始给他起名叫“保柱”。
“保柱”也就是保住，朱德希望他能在战乱中保住国家，也希望一家人能保持住这种幸福的小日子。
过天不遂人愿，孩子的母亲不久后就病逝了。
朱德第一次照顾这么小的孩子很是手忙脚乱，又因为公务繁忙，很多时候都顾不上“保柱”。
好在有人给他介绍了陈玉珍，朱德才舒了一口气，完全放心地把孩子丢给了“后妈”。
父子俩总是聚少离多，比起普通人家的孩子，朱琦有他这样的父亲也吃了不少苦。
1927年，国民党开始围剿共产党员，朱琦作为朱德的儿子赫然也是要被“处决”的对象。
这时，不少人称朱琦已经“殉难”了。但朱德却始终不肯相信，一直抱有“儿子还活着”这样侥幸的期待。
所以十年后，当龙云告诉朱德，他手下有一个叫朱琦的兵时，朱德很兴奋，连忙去见周恩来，通过多种关系把“朱琦”带到了面前。
戏剧的是，太久未见，刚一碰面父亲竟不认得他这个儿子。还是摸到了他耳朵上的小肉柱才肯确定，“错不了了，这就是我的娃。”
原来，当年国民党发难的时候陈玉珍将他藏得很好，但也因此和朱德断了联系。关于怎么会出现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朱琦称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开始“抓壮丁”，自己就被拉了过去。
朱琦本以为，多年未见父亲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弥补这些年的在他成长中的缺席，却不曾想，前线来了一封缺人的电报，父亲便一点也不留恋地把他给推了出去。
朱德给出的原因是，要打仗，他朱家人不上怎么能行？
于是与父亲相见不到一年，朱琦便又背起行囊赶往抗战一线。但朱琦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被优待，而是在军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
几年后，朱德听到两个消息——幸运的是，战争结束，朱琦活着回来了；不幸的是，朱琦在战场上受了伤，腿上落下的残疾估计一辈子都好不了了。
看着饱经风霜的儿子，朱德很心疼，但更多的是为他感到荣耀，但嘴上却没有说什么夸奖的话。
不仅有功不夸，而且有过严批。
有一次，朱琦和父亲一起去看中央办的晚会。出来后，朱琦还在回味晚会的精彩内容，却没想到，正在兴头上的他被父亲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是因为他“搭顺风车”的行为太不合规矩了。
公车改革后，许多中央人物出行都会乘坐公车。这天去晚会，上面也给朱德派了一辆车。
警卫员看朱琦腿脚不便于是提议让他趁车回家，朱琦欣然答应，没想到却遭到朱德的一顿臭骂，让他赶紧下车。
朱琦虽然不情愿，但也能理解，于是悻悻地从车上走了下来。警卫看他挨训，便又让他站在外面脚踏板上趁车回去，没想到此举更是惹怒了朱德。
朱琦很委屈。父亲不让他坐车，说他级别不够朱琦能接受，可他只是站在车外的脚踏板上，怎么还要被骂呢？他腿脚不便，趁一趁自己亲爹的车何错之有呢？
朱德看他委屈，最终还是放柔了语气语重心长地与他讲，他这样是占了警卫员的位子，如果出现问题警卫员不在，车里的人岂不是很危险吗。
听进了父亲的劝诫，朱琦此后再也没坐过他的车。
朱德警卫员
严于律己的共产党人
朱德对儿子严格，不是说把那些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强加在儿子身上，而是朱德行事作风一贯如此，严于律己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毛泽东曾评价他说，朱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明德、守德。
建国后不久，有一批家乡的亲友想来看望这个开国元帅，但朱德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想来投奔自己。
共产党一直教育他们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朱德将这一点牢记于心，他现在住的房子是中央发的，吃的口粮是中央给的，公车是国内外友人捐赠的。除了几两碎银，别的都不属于他。
37年母亲生病的时候，家中生活艰苦，这个大元帅竟拿不出200元，还是厚着脸皮向朋友“借”，才解了燃眉之急。
但他又深知只靠自己的工资根本还不起这笔“巨额”，于是朱德便直接在信中表明说是借钱，但希望友人能看在二人情谊上将此款作为捐助。
不肯以公谋私向来是朱德历来的作风。所以面对这几十位家乡的父老乡亲，除了为他们安排一顿饭，自己恐怕实在是无能再给他们些什么了。
怕自己心软，朱德竟然连见都不见他们一面，招待的事宜也都交给旁人去做。一顿饭后，他又安排专人把这些老乡送回家去了。
这么一来，恐怕朱德“铁公鸡”的名号要在家人口中传开了。实际上，家人们的恩德朱德都铭记于心，读书的时候家中条件一般，也是有这些亲人的支持他才能如愿以偿地学习、革命。
所以，为了报答他们，朱德便提出替他们抚养教育孩子的想法，每户可以送一个孩子到北京学习。
不过肯定是不能占用公家资源的，于是朱德便省吃俭用，从工钱里省。他不吃大鱼大肉，只吃山野菜这样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出门，下属安排的工作餐里竟然有“燕窝”这种奢侈品。朱德看到后十分生气，不仅自己付了钱，还重申了自己的吃食标准。这一来，下属才明白，这个战功显赫的大元帅不是在谦虚，而是把节俭刻在了骨子里。
就这样他把自己的工资掰成几瓣花，养育过的孩子前前后后竟也有十几个。
朱德的节俭的作风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家乡人民也以他为豪，想要把县城更名来纪念他，却遭到了朱德的连连拒绝，他始终以一个侥幸存活的普通士兵自居，如何不肯接受“英雄”的高帽。
就像外国威尔斯女士说的一样，朱德是个连自传都不愿意写的人。这样低调的他怎么会让老乡们大费周章地为他改县名呢。
我们常说“人如其名”，在国外作品中，朱德的名字常被译为“红色的品德”，也可以说是“革命的品德”。
所以朱琦作为这样一个严于律己的革命家的儿子，自然是要学会“吃苦”的。
朱家家风
但他们老朱家的家风就是这样，要成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而不是要做温室里的花朵。
朱德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为了国家牺牲小我的观念刻在他的骨子里。女儿朱敏对此也有很深的感受。
他在教育子女时说，要接班，做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者，但是不能接“官”，只有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更好的理解共产事业。
1953年，朱敏被分到北师大工作，当时单人宿舍还在修建，朱敏想要住在家里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朱德说，你应该去住集体宿舍，不要因为是我的女儿就不肯吃苦。你住在家里容易惯出娇贵的毛病，时间久了就会脱离群众。
朱德不止一次向子女们灌输“吃苦”的精神，他还曾专门为此开过“家庭会议”，跟他们讲述自己革命时候的困难。要他们知道，所谓“朱元帅”的名和利不是让他们作为“官二代”来享受的，而是应该以父亲为榜样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此外，朱德的拳拳爱国心在子孙身上也有深刻的表现。
如1950年，朱琦的大儿子出生，恰逢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于是这个孩子便叫朱援朝，另外几个子孙的名字也饱含着他对新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和平、全华、力华、新华。
朱全华
朱琦去世后，中央担心朱德年岁已打更需要人来陪伴，便把孙子朱全华调到了北京工作。
可爷爷朱德看见孙子出现在北京竟然十分不开心。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们放心不下我，但是我需要的不是陪伴，希望你们都能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随后，他便向相关部门要求把孙子调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但这时已近年关，朱全华想和爷爷一起过完春节再走。朱德听闻，严肃的告诉他，你是一个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不能总依着你想，如果国家需要，就是大年三十你也得赶紧过去。
1976年，朱德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或许在遥远的天国，父子二人终于能把酒言欢了。
朱德赵力平
